慈悲的傳教士與十字架帶來的希望

慈悲的傳教士與十字架帶來的希望

（梵蒂岡新聞網）他們本應該感到自己所從事的服務是個沈重的包袱，但有些人的面容卻顯得很輕鬆。事實上，他們走得很輕盈，彷彿他們的“生活行李” 裝滿的“只是”恩寵的經驗。3月29日早上，五百多名慈悲傳教士受到福音傳播部代理部長菲西凱拉（Rino Fisichella）總主教的迎接，他們聚集在擠滿信眾的庇護廣場上，與這些同自己一樣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一起跨過聖伯多祿大殿的聖門。

宣講愛

出席這項活動的還有8位烏克蘭慈悲傳教士。巴布利亞克（Oleh Barbulyak）神父是這些司鐸的發言人，他道出了他們的心境。他承認：“我們嘗試成為天主慈悲的記號，在戰爭的環境中宣揚愛與慈悲，不過，舉例來說，當我們為一名為了捍衛祖國而犧牲的士兵舉行葬禮時，要讓人們了解並接納在這種情況下懷有慈悲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有一個記號，那就是十字架：這是痛苦的標記，但同時也是天主能消除邪惡的象徵。”

加布遣會士帕拉蒂尼（ Alfredo Maria Palatini ）“在歐洲各地的監獄從事使徒工作”，他感到自己是“第一個罪人”。他說，“因為我們都是大罪人，但得到了寬恕。監獄讓我懂得，我可能比獄中的人做得更糟糕”。因此，“我們必須是最先活出並傳遞溫柔的人，不苛刻，就是不要有教宗方濟各所稱的棍棒的嚴厲”，但要心中有人，“他們對我們寄予信任與希望；我們必須以“體恤法”（epicheia）行事，這個古希臘文指出了有彈性和適度的意義”。就是說，在法律規定和條文的框架下，根據具體情況做出合理、仁慈的處理，尤其是在條文無法完全涵蓋某些特殊情境時，應用這一原則來避免過於苛刻或不合適的結果。這位加布遣會士接著指出“重新發現需要祈禱”的重要性，以及“勇於妥協、尋求調解與平衡”。

告解的力量

“在藉著《慈悲面容》建立慈悲的傳教士第10週年之際，我們從各自所在的國家返回羅馬。這些國家往往處於衝突或極度貧窮的環境中，每個人都載滿了寬恕的故事，或者是‘非曇花一現’的希望、和解的經歷。我們帶上在教區和堂區收集到的故事踏上數百公里的行程，是為了表達教會的慈母心懷，正如教宗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今天，我們背著這個行裝跨過了聖門。”

意大利撒丁島卡利亞里的本堂神父馬西莫·諾利（ Don Massimo Noli） 向我們作了上述解釋。他補充說：

“告解並不令人感到尷尬，也許是因為當你的近人感到被接納時，他會體驗到一種釋放，進而轉化為內在靈性的成長”。他也強調，“我們作為司鐸的人也因慈悲而得到建樹，看到這種皈依是天主的恩賜，也使人重新回到天主的懷抱。”

德爾加多（Alfredo Delgado）神父說，教宗在2016年聖灰瞻禮上，“邀請我們使每個人都能獲得寬恕，以顯示教會不會阻礙人獲得天主的憐憫 “。他在墨西哥蒙特雷總主教區，甚至在人跡罕至的山區步行兩個小時。他說，”我總是在背包裡帶上聖爵和麵餅，為那些6個多月都沒見到神父的人舉行彌撒聖祭”。 他坦言，在他聽過辦告解的人中，曾有人30 年都沒辦過告解。

需要寬恕

內澤爾（Edmund Neizer）神父是加納唯一的慈悲傳教士。他感嘆“此時在阿克拉和加納全國正在進行的‘24小時奉獻給上主’的祈禱活動是多麼壯觀，告解亭前人流成河，朝拜聖體的人也絡繹不絕”。小兄弟會士弗蘭采克（Frantszek）和消防隊專職司鐸托馬斯（Tomas）神父也有同感，二人都是斯洛伐克的慈悲傳教士。來自巴西的多桑托斯（Agnaldo Do Santos）神父在皮拉貝拉巴教區服務，他感謝菲西凱拉總主教“提醒我們寬恕是希望之旅的開端”。在他身旁行走的是菲律賓司鐸莫里斯（ Alla Morris Abuan），他在林加翁總教區“有幸為數以百計的人聽告解，減輕他們的負擔”。跨過聖門後，慈悲傳教士們前往梵蒂岡花園的露德岩洞誦念玫瑰經。在這裡，菲西凱拉總主教點到了有慈悲傳教士臨在的所有國家，在這些國家服務的慈悲傳教士將近1,300位。總主教並感謝由內爾比尼（Giovanni Nerbini）主教率領的普拉托教區代表團，這個教區為那些響應教宗方濟各的號召、將寬恕和希望帶到世界上的司鐸們贈送了1,500條肩帶。 菲西凱拉總主教還宣讀了教宗寫給慈悲傳教士們的信息。之後，參與者們誦念了《玫瑰經》，默想“喜樂奧蹟”，將教宗方濟各的健康託付給童貞聖母瑪利亞的轉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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