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会议及与会的神学家

（梵蒂冈新闻网）自1959年1月若望廿三世宣布召开新一届大公会议以来，法国多明我会士依华·孔加尔（Yves Congar，1904-1995年）便意识到这将是教会史上一件头等重要的事件。对他而言，也是将其主张在教会内向前推进的意外契机，此前这些主张一直未能获得认可。

新上任的若望廿三世教宗为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指定了两项目标：一方面是教会的革新，另一方面是促进分裂的基督徒走向合一，而这些正是孔加尔神父30年来努力耕耘的两个领域。他于1937年出版《分裂的基督徒》（Cristiani disuniti）一书，在大公运动学术上成为先驱；他主张革新却不赞成分裂，1950年发表《教会内改革的真伪》（Vera e falsa riforma nella Chiesa），接近教宗的革新理念。因此，似乎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参与大公会议的工作了。

从阴影到光明

但他会获邀吗？这一点尚不确定，因为他的大公主义思想被认为过于宽容，曾在1939年遭到圣座教义部的非公开警告；而他的改革主义思想也被认为过于大胆，导致他被远离教学讲台并于1954年离开法国。因此他谨慎小心，请求斯特拉斯堡的主教韦伯（Weber）任命他为他的私人神学家，因为他自1957年起就居住在这个教区。当他于1960年得知自己被选为大公会议神学预备委员会的正式专家时，感到非常惊讶。该委员会负责拟定教义草案，将之提交给主教和修会的总会长。他那已经可观的著作说服了负责任命的罗马神学家们，他们虽然经常对他的立场持怀疑态度，现在却认为没有孔加尔神父 ，以及德吕巴克（de Lubac）神父的参与，大公会议将无法举行。

孔加尔神父不是由奥塔维亚尼（Ottaviani）枢机主持、并由庇护十二世教宗府的一位神学家，荷兰籍耶稣会士特隆普（Sebastiaan Tromp）协助的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他只是个普通专家，于1960至1962年间，无能为力地目睹了罗马或罗马化的神学家们编撰的很有约束性的草案，这些草案与所期望的更新相去甚远，因为前任教宗的教义警告持续存在，尤其是1950年的《人类》通谕。受到保密的约束，他只能谨慎地提醒他所认识的几位法国主教，并透过演讲和文章来激发天主教舆论对大公会议的期待。

孔加尔神父于1962年被任命为正式专家，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公会议教义委员会的成员。自1962年秋季开始，他便满腔热忱地投入其中，这从他于2002年出版的《大公会议日记》以及《国际天主教资讯》（Informations catholiques internationales）的生动报导中可见一斑。在第一期会议上，若望廿三世所支持的多数司铎否决了神学预备委员会两份最重要的文件：一份关于启示的来源，另一份关于教会。孔加尔神父也尽其所能对这次否决有所贡献，之后他在大公会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63年春季，他受邀参与关于教会草案的重写工作，尽管健康状况欠佳，仍全力投入第二次的准备工作，并很快成为大公会议多数与会者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参照点。

大公会议机制的核心

如此一来，他在《教会》宪章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章（论教会为奥秘）和第二章（论天主的子民），并对第三章（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职）的大力修改作出贡献。无论如何，他渊博的神学造诣并不妨碍他在教会学上的角色，是同辈中最杰出的一位。孔加尔神父还参与了《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以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起草工作，尽管前者只是担任二线角色，后者虽然是一个草案，却投入大量精力最终未被采纳。他虽未亲自投入很多工作，但凭借他的权威支持了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的朋友们的革新文件，包括：《大公主义》法令、《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以及《信仰自由》宣言。作为全方位的专家，在大公会议结束时，他还受邀对一些构思欠佳的较小草案予以指导，为它们提供所缺乏的神学架构。例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和《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就是这种情况。

总体而言，孔加尔神父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贡献相当可观。他的《日记》确切列出了所有的发言： 1964至1965年，他参与了大公会议通过的13份文件中的8份起草工作。在梵二大公会议的重要文件中，他唯一没有涉入的是《礼仪》宪章。1960至1962年，他被搁置一旁， 1963至1965年，他却成了大公会议的主要神学家之一。就工作量及对会议进程的影响力而言，唯一能与他并驾齐驱的是鲁汶大学教授、教义委员会副秘书长杰拉德·菲利普（Gérard Philips）蒙席。孔加尔神父在罗马长期备受争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则使他有了声望，将他视为廿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一种态度，那就是一进入文件的细致编纂工作，便将一切“视为可能”。与汉斯·孔（Hans Küng），以及卡尔·拉内（Karl Rahner）拒绝一切妥协的立场不同，他不强迫反对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却乐于与所有不认同他观点的主教和专家进行辩论。他承认，那些与保禄六世的神学家或罗马圣座的神学家经过漫长协商而出笼的文件，不应被奉为金科玉律，而是 “尽量不成为最坏”的选择，这是他鉴于大公会议及整个教会内部的力量关系所提出的惊人说法。

从大公会议到枢机殊荣

在大公会议后的动荡时期及其引发的危机中，他保持这种脆弱的平衡。与对大公会议及其运用方式感到失望的同行们，如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汉斯·乌尔斯·冯·巴尔萨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相反，他始终捍卫梵二大公会议的成果，并为此撰写了大量评论，如由多明我会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Cerf）出版的《再论至一至圣》（Unam sanctam bis）集。与那些认为大公会议只是推开已经敞开的门，却未回应若干棘手问题（如扶贫、促进和平、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的年轻同行们不同，他指出相对于以往的谨慎态度所迈出的重要步伐。一直到疾病使他无法工作为止，他都持守这种中间立场，这为他赢得了教会持不同意见两派的朋友。他对上个世纪60年代末罗马神学上的僵化持保留态度，这也许使他失去了1969年领受枢机头衔的机会。直到1994年，在他去世前不久，而且在梵二大公会议许多其他伟大的神学家之后，他才获得了这个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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