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济：恐惧如何成为一门生意

（梵蒂冈新闻网）战争带来利润，也创造可观的商业机会。享受这些利益的，主要是某些国家和经济部门，而且并不一定属于地下经济领域。《金融时报》指出，近几个月来，尽管中东危机仍在持续，或许也正因如此，全球生产活动整体仍以年均超过3%的速度增长。如今，武装冲突或各种危机发生时经济所获得的反弹，已不再是什么秘密；而如今真正成为一门生意的，是恐惧本身。正因如此，建立在不安全与不稳定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围绕著“恐惧”逐渐成形。这已不再是某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其价值押注于未来的商品：类似于金融市场中的期货，但更严重的是，它完全不存在风险——而风险本是每项投资的基本特征。结论是：和平本身，已不再有利可图。

“恐惧的新君主制”

经济政策教授维托里奥·佩利格拉(Vittorio Pelligra)对此深信不疑。他是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行为科学与统计中心主任，专长于公民经济学，并研究如何通过与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对话，来应用理论模型。他在近期一系列公开发言中谈到一种“新型恐惧君主制”。5月19日他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今天，所谓技术防务行业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它不再只是建立在武器生产之上。”这是因为，如今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已不在威慑的框架内运作，“也就是加强军备，向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一旦发动攻击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而是专家所说的“预先防范”（pre-emption），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为某种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甚至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提前做准备。说到底，就是要让危险感一直存在。

正是在从“威慑”转向“预先防范”的过程中，“地缘政治上的不安全，成了这类产业赖以繁荣的土壤”，同时也推动武器增长，并成为“一种让我们逐渐依赖的资本”。因此，“整个国防工业不再是为了带来更大的安全”，而是在“一种长期的不安全状态”中发展；它需要这种状态，“才能继续增长”。于是，一种“相互推动的循环”正在形成：“地缘政治不稳定带来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目的，却是让不安全状态继续存在”。

武器与国防首先受益

希望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利益方，并非无名无姓。首先，是“欧美传统防务领域的大型公司，它们近年来重新焕发青春。只要看看它们的股价就知道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在伊朗两个月的战争中，五角大楼用于弹药的支出，已超过每年为弹药拨付的总额；而在下一年度联邦预算中，特朗普要求为防务项目拨出1.3万亿美元这一惊人数字，由此为军工生产企业带来可观收益。

技术控制已成必然趋势

此外，还有一个由新技术企业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涉及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数据采集与管理。“安全被视为一种能力，即能够提前预见、预测并应对各种具体或模糊的威胁。”某些高科技初创企业为许多政府和国防部门工作，但它们“不同于国家的大型承包商，因为它们会在认为更有利可图的地方进行创新和投资”：“它们并非受公共权力引导，而是反过来引导政府投资，并能够依靠源源不断的数十亿美元合同。此外，还必须指出，今天，技术与军备之间的联系已经明确理论化。”一个基本前提，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已不再只是国家和军队，或至少不只是它们，而尤其是算法、数据、软件以及人工智能的运用。

能源与石油行业的收益

然而，从战争经济中获利的并不仅限于科技和国防领域，能源领域同样如此，尤其是原材料和石油。据彭博社报道，原油市场的交易商和中间商正迎来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丰厚的利润。如今，布伦特原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受益最大的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此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煤炭）和挪威等。

佩利格拉教授指出，“就华盛顿而言，原油价格重新上涨，是一系列长期决策和走势的结果，是早已逐步酝酿出来的。钻探和水力压裂政策，以及对生态转型原则的背弃，原本就是现任政府政治纲领中的要点。”

至于莫斯科，则因霍尔木兹海峡和海湾国家供应通道受阻而获益，并借由制裁有所松动而从中获利。“这实际上成了一项必要措施。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一个特定的供应流被切断了，而这又是一个单边选择造成的，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伊朗。如今，这件事却被说成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结果。”

代价落在谁身上

然而，人们几乎从不谈论战争经济的代价，即便谈到，也往往只是那些每天更新伤亡人数的冰冷通报。可是，在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正在承受沉重损失。“首先，是那些难以找到愿意投资和平、能源转型和发展的融资者的行业，它们正在付出代价。”

佩利格拉教授补充说，还有“国际关系脆弱化的代价：多边组织体系，尽管有其缺陷，已经崩塌。曾经的盟友关系正在消散，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是一种霍布斯式（hobbesiana）逻辑。过去，冷战建立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之上；今天，连这种虽然扭曲但仍有规则可循的逻辑也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持续的动荡之中”。因此，这也“导致贸易受阻，并使关税战成为说服和报复的工具”。

还有民主的问题。“在公共讨论中，围绕某些议题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有人在原本就已两极分化且极具分裂性的辩论中持批评态度，就会被归入其中一方的极端阵营。这种态度抹杀了我们本应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

为共同利益，全力以赴

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似乎已经看不到解决办法。事实上并非如此，教授最后总结说，首先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近来我们经历了“一场思维方式和叙事方式的重组”。“若干年前，谈论核战争还是一个禁忌；今天，核战争已被列入各种可能性之中。人们随后又重新把威慑视为和平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和平，而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无冲突状态。

正如教宗良十四世告诉我们的，和平是彻底转变视角的结果。因此，首先必须努力摆脱好战修辞，因为这种修辞根本不是正常的。”5月14日，教宗在罗马第一大学也强调，不能把单纯扩充军备、并让少数精英从中获利的做法，说成是在“防卫”。

最后，佩利格拉总结强调，作为消费者，“我们始终可以用钱包投票，把自己的投资和购买引向合乎伦理的选择”。总之，为了不失去希望，为了重新把个人自由的保护、正义和共同利益置于中心，并让政治重新承担起它应有的角色，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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