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會議及與會的神學家

（梵蒂岡新聞網）自1959年1月若望廿三世宣布召開新一屆大公會議以來，法國多明我會士依華·孔加爾（Yves Congar，1904-1995年）便意識到這將是教會史上一件頭等重要的事件。對他而言，也是將其主張在教會內向前推進的意外契機，此前這些主張一直未能獲得認可。

新上任的若望廿三世教宗為即將召開的大公會議指定了兩項目標：一方面是教會的革新，另一方面是促進分裂的基督徒走向合一，而這些正是孔加爾神父30年來努力耕耘的兩個領域。他於1937年出版《分裂的基督徒》（Cristiani disuniti）一書，在大公運動學術上成為先驅；他主張革新卻不贊成分裂，1950年發表《教會內改革的真偽》（Vera e falsa riforma nella Chiesa），接近教宗的革新理念。因此，似乎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參與大公會議的工作了。

從陰影到光明

但他會獲邀嗎？這一點尚不確定，因為他的大公主義思想被認為過於寬容，曾在1939年遭到聖座教義部的非公開警告；而他的改革主義思想也被認為過於大膽，導致他被遠離教學講台並於1954年離開法國。因此他謹慎小心，請求斯特拉斯堡的主教韋伯（Weber）任命他為他的私人神學家，因為他自1957年起就居住在這個教區。當他於1960年得知自己被選為大公會議神學預備委員會的正式專家時，感到非常驚訝。該委員會負責擬定教義草案，將之提交給主教和修會的總會長。他那已經可觀的著作說服了負責任命的羅馬神學家們，他們雖然經常對他的立場持懷疑態度，現在卻認為沒有孔加爾神父 ，以及德吕巴克（de Lubac）神父的參與，大公會議將無法舉行。

孔加爾神父不是由奧塔維亞尼（Ottaviani）樞機主持、並由庇護十二世教宗府的一位神學家，荷蘭籍耶穌會士特隆普（Sebastiaan Tromp）協助的委員會的正式成員，他只是個普通專家，於1960至1962年間，無能為力地目睹了羅馬或羅馬化的神學家們編撰的很有約束性的草案，這些草案與所期望的更新相去甚遠，因為前任教宗的教義警告持續存在，尤其是1950年的《人類》通諭。受到保密的約束，他只能謹慎地提醒他所認識的幾位法國主教，並透過演講和文章來激發天主教輿論對大公會議的期待。

孔加爾神父於1962年被任命為正式專家，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公會議教義委員會的成員。自1962年秋季開始，他便滿腔熱忱地投入其中，這從他於2002年出版的《大公會議日記》以及《國際天主教資訊》（Informations catholiques internationales）的生動報導中可見一斑。在第一期會議上，若望廿三世所支持的多數司鐸否決了神學預備委員會兩份最重要的文件：一份關於啟示的來源，另一份關於教會。孔加爾神父也盡其所能對這次否決有所貢獻，之後他在大公會議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963年春季，他受邀參與關於教會草案的重寫工作，儘管健康狀況欠佳，仍全力投入第二次的準備工作，並很快成為大公會議多數與會者的一個重要的神學參照點。

大公會議機制的核心

如此一來，他在《教會》憲章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尤其是其中的第一章（論教會為奧秘）和第二章（論天主的子民），並對第三章（論教會的聖統組織--特論主教職）的大力修改作出貢獻。無論如何，他淵博的神學造詣並不妨礙他在教會學上的角色，是同輩中最傑出的一位。孔加爾神父還參與了《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以及《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起草工作，儘管前者只是擔任二線角色，後者雖然是一個草案，卻投入大量精力最終未被採納。他雖未親自投入很多工作，但憑藉他的權威支持了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處的朋友們的革新文件，包括：《大公主義》法令、《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以及《信仰自由》宣言。作為全方位的專家，在大公會議結束時，他還受邀對一些構思欠佳的較小草案予以指導，為它們提供所缺乏的神學架構。例如《教會傳教工作》法令和《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就是這種情況。

總體而言，孔加爾神父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貢獻相當可觀。他的《日記》確切列出了所有的發言： 1964至1965年，他參與了大公會議通過的13份文件中的8份起草工作。在梵二大公會議的重要文件中，他唯一沒有涉入的是《禮儀》憲章。1960至1962年，他被擱置一旁， 1963至1965年，他卻成了大公會議的主要神學家之一。就工作量及對會議進程的影響力而言，唯一能與他並駕齊驅的是魯汶大學教授、教義委員會副秘書長傑拉德·菲利普（Gérard Philips）蒙席。孔加爾神父在羅馬長期備受爭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則使他有了聲望，將他視為廿世紀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的一種態度，那就是一進入文件的細致編纂工作，便將一切“視為可能”。與漢斯·孔（Hans Küng），以及卡爾·拉內（Karl Rahner）拒絕一切妥協的立場不同，他不強迫反對者接受自己的觀點，卻樂於與所有不認同他觀點的主教和專家進行辯論。他承認，那些與保祿六世的神學家或羅馬聖座的神學家經過漫長協商而出籠的文件，不應被奉為金科玉律，而是 “盡量不成為最壞”的選擇，這是他鑑於大公會議及整個教會內部的力量關係所提出的驚人說法。

從大公會議到樞機殊榮

在大公會議後的動盪時期及其引發的危機中，他保持這種脆弱的平衡。與對大公會議及其運用方式感到失望的同行們，如雅克·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漢斯·烏爾斯·馮·巴爾薩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相反，他始終捍衛梵二大公會議的成果，並為此撰寫了大量評論，如由多明我會出版社（Les editions du Cerf）出版的《再論至一至聖》（Unam sanctam bis）集。與那些認為大公會議只是推開已經敞開的門，卻未回應若干棘手問題（如扶貧、促進和平、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的年輕同行們不同，他指出相對於以往的謹慎態度所邁出的重要步伐。一直到疾病使他無法工作為止，他都持守這種中間立場，這為他贏得了教會持不同意見兩派的朋友。他對上個世紀60年代末羅馬神學上的僵化持保留態度，這也許使他失去了1969年領受樞機頭銜的機會。直到1994年，在他去世前不久，而且在梵二大公會議許多其他偉大的神學家之後，他才獲得了這個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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