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經濟：恐懼如何成為一門生意

（梵蒂岡新聞網）戰爭帶來利潤，也創造可觀的商業機會。享受這些利益的，主要是某些國家和經濟部門，而且並不一定屬於地下經濟領域。《金融時報》指出，近幾個月來，儘管中東危機仍在持續，或許也正因如此，全球生產活動整體仍以年均超過3%的速度增長。如今，武裝衝突或各種危機發生時經濟所獲得的反彈，已不再是什麼秘密；而如今真正成為一門生意的，是恐懼本身。正因如此，建立在不安全與不穩定基礎上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圍繞著“恐懼”逐漸成形。這已不再是某種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其價值押注於未來的商品：類似於金融市場中的期貨，但更嚴重的是，它完全不存在風險——而風險本是每項投資的基本特徵。結論是：和平本身，已不再有利可圖。

“恐懼的新君主制”

經濟政策教授維托里奧·佩利格拉(Vittorio Pelligra)對此深信不疑。他是意大利卡利亞里大學行為科學與統計中心主任，專長於公民經濟學，並研究如何通過與認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對話，來應用理論模型。他在近期一系列公開發言中談到一種“新型恐懼君主制”。5月19日他在接受本新聞網採訪時表示：“今天，所謂技術防務行業的商業模式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它不再只是建立在武器生產之上。”這是因為，如今佔主導地位的邏輯，已不在威懾的框架內運作，“也就是加強軍備，向潛在對手發出信號，讓他們知道一旦發動攻擊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而是專家所說的“預先防範”（pre-emption），也就是說，人們開始為某種可能發生、但尚未發生，甚至也許永遠不會發生的事情提前做準備。說到底，就是要讓危險感一直存在。

正是在從“威懾”轉向“預先防範”的過程中，“地緣政治上的不安全，成了這類產業賴以繁榮的土壤”，同時也推動武器增長，並成為“一種讓我們逐漸依賴的資本”。因此，“整個國防工業不再是為了帶來更大的安全”，而是在“一種長期的不安全狀態”中發展；它需要這種狀態，“才能繼續增長”。於是，一種“相互推動的循環”正在形成：“地緣政治不穩定帶來新的投資，而這些投資的目的，卻是讓不安全狀態繼續存在”。

武器與國防首先受益

希望這種局面持續下去的利益方，並非無名無姓。首先，是“歐美傳統防務領域的大型公司，它們近年來重新煥發青春。只要看看它們的股價就知道了”。據《紐約時報》報道，在伊朗兩個月的戰爭中，五角大樓用於彈藥的支出，已超過每年為彈藥撥付的總額；而在下一年度聯邦預算中，特朗普要求為防務項目撥出1.3萬億美元這一驚人數字，由此為軍工生產企業帶來可觀收益。

技術控制已成必然趨勢

此外，還有一個由新技術企業構成的完整的“生態系統”，涉及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數據採集與管理。“安全被視為一種能力，即能夠提前預見、預測並應對各種具體或模糊的威脅。”某些高科技初創企業為許多政府和國防部門工作，但它們“不同於國家的大型承包商，因為它們會在認為更有利可圖的地方進行創新和投資”：“它們並非受公共權力引導，而是反過來引導政府投資，並能夠依靠源源不斷的數十億美元合同。此外，還必須指出，今天，技術與軍備之間的聯繫已經明確理論化。”一個基本前提，今天真正有分量的已不再只是國家和軍隊，或至少不只是它們，而尤其是算法、數據、軟件以及人工智能的運用。

能源與石油行業的收益

然而，從戰爭經濟中獲利的並不僅限於科技和國防領域，能源領域同樣如此，尤其是原材料和石油。據彭博社報道，原油市場的交易商和中間商正迎來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最豐厚的利潤。如今，布倫特原油價格持續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受益最大的國家包括美國和俄羅斯，此外還有印度尼西亞（煤炭）和挪威等。

佩利格拉教授指出，“就華盛頓而言，原油價格重新上漲，是一系列長期決策和走勢的結果，是早已逐步醖釀出來的。鑽探和水力壓裂政策，以及對生態轉型原則的背棄，原本就是現任政府政治綱領中的要點。”

至於莫斯科，則因霍爾木茲海峽和海灣國家供應通道受阻而獲益，並藉由制裁有所鬆動而從中獲利。“這實際上成了一項必要措施。但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因為一個特定的供應流被切斷了，而這又是一個單邊選擇造成的，也就是美國和以色列轟炸伊朗。如今，這件事卻被說成是別無選擇、必須接受的結果。”

代價落在誰身上

然而，人們幾乎從不談論戰爭經濟的代價，即便談到，也往往只是那些每天更新傷亡人數的冰冷通報。可是，在有人賺得盆滿鉢滿的同時，也有許多人正在承受沉重損失。“首先，是那些難以找到願意投資和平、能源轉型和發展的融資者的行業，它們正在付出代價。”

佩利格拉教授補充說，還有“國際關係脆弱化的代價：多邊組織體系，儘管有其缺陷，已經崩塌。曾經的盟友關係正在消散，我們現在面對的，已經是一種霍布斯式（hobbesiana）邏輯。過去，冷戰建立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之上；今天，連這種雖然扭曲但仍有規則可循的邏輯也不復存在，我們生活在持續的動蕩之中”。因此，這也“導致貿易受阻，並使關稅戰成為說服和報復的工具”。

還有民主的問題。“在公共討論中，圍繞某些議題的空間極其有限。只要有人在原本就已兩極分化且極具分裂性的辯論中持批評態度，就會被歸入其中一方的極端陣營。這種態度抹殺了我們本應面對的問題的複雜性。”

為共同利益，全力以赴

面對如此棘手的局面，似乎已經看不到解決辦法。事實上並非如此，教授最後總結說，首先是文化層面的問題。近來我們經歷了“一場思維方式和敘事方式的重組”。“若干年前，談論核戰爭還是一個禁忌；今天，核戰爭已被列入各種可能性之中。人們隨後又重新把威懾視為和平的基礎。但這並不是和平，而是建立在恐懼之上的無衝突狀態。

正如教宗良十四世告訴我們的，和平是徹底轉變視角的結果。因此，首先必須努力擺脫好戰修辭，因為這種修辭根本不是正常的。”5月14日，教宗在羅馬第一大學也強調，不能把單純擴充軍備、並讓少數精英從中獲利的做法，說成是在“防卫”。

最後，佩利格拉總結強調，作為消費者，“我們始終可以用錢包投票，把自己的投資和購買引向合乎倫理的選擇”。總之，為了不失去希望，為了重新把個人自由的保護、正義和共同利益置於中心，並讓政治重新承擔起它應有的角色，我們必須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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